云南一货车与微型车相撞致7死

从具体构成要素上看，制度法律文化还包括法律规范、法律组织、法律器物设施、法律标志、法律行为等。

[23]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59]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27页、第55-97页的附录：两个‘六十年座谈会整理稿。

在此背景下，仅仅兼顾公平已经不够，所以十六大报告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前提下，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75]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追求共同富裕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内议题，这要求我们在设计共同富裕相关法律、制度时，必须要将国际国内两个层次同时考虑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实质平等之诉求和制度，为后面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奠定了基础。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日益严峻的社会分化现象，进而导致整个国家战略从效率优先转向更为注重公平。参见邵六益：《立法过程中的政法互动——以共同富裕立法为例》，《法治社会》2022年第3期，第64页。

[62]有个别学者从契约的角度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表述，如杨晓伟、刘小丽：《邓小平共同富裕观三题》，《天府新论》2011年第5期，第2页。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坚持按劳分配，才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首要前提。由于当前的法律体系以人的主体性为根基，相关法律规定为法律人格的保障确立了边界，因此，对人工智能应用之合法性审查可以尽量避免人工智能在实践中对主体性的威胁。

在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最需坚守的便是人独有的主体性，从而捍卫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步确立的人类共同价值。(31)2017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委员会从长远看考虑为机器人建立一种特定法律地位，至少将最先进的自主机器人确立为具有电子人的地位，以便负责弥补它们可能造成的任何损害，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将电子人格应用于机器人自主决策或独立与第三方互动的情况。而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物权、人格权等均围绕人的主体性展开，物权是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人格权是人作为主体与生俱来的尊严权。及至近代之后，情况与之完全不同。

在民法的基础性概念中，民事权利能力是以人的主体资格作为基础，民事行为能力则以人的理性能力作为根基，民事法律责任是以人的责任能力为基准，这些都是对主体性的具体化。当个体面对一个不仅具备乃至超越部分自身能力的人工智能，个体便不得不修改原先的参照系，将其添加到其中。

并不是说一般动物没有智力，而是它们无法达到人这种高智商的程度，无法处理复杂的事务，也无法开发并利用工具。在当前语境中，每个人都是卓尔不群的个体。在后一个例子中，人工智能替代法官审判乃违背了法律关于审判权行使的规定。而随着封建制和绝对主义相继瓦解，个人在政治上逐步摆脱了依附关系，成为公共权力的最终来源，随之崛起的代议制民主则保障了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的独立地位。

第二，如果人工智能被赋予法律人格，人工智能将正当地凌驾于人之上，人的主体性将被进一步削弱。而恰如前文所言，如果人与人工智能难以区分，那么人的独特性便不再，进而人的主体性难以维系。(28)参见骁克：《论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法哲学基础》，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第109-121页。如果人工智能不接受我们的主体性，其后果是什么便不难想象。

人工智能应用的展开与成效自不待言，此处仅聚焦与人的主体地位相关的人工智能自主工作。四、法理学该如何回应？ 面对全新的人工智能问题，法理学的回应不能仅限于事实分析，需要进入价值层面，这就涉及法理学中的规范理论。

人工智能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网约车、送外卖等行业。与此同时，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人力自身具有了稀缺性。

最后，坚持对人工智能涉主体性应用的合法性审查，以便将人工智能的应用限制在不危及人之主体性的合理范围内。⑤在这个目的秩序中，人(与他一起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远不能被某个人(甚至不能被上帝)单纯用作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时自身又是目的，所以在我们人格中的人性对我们来说必定是神圣的：这就是从现在起自然得出的结论，因为人是道德律的主体，因而是那种自在地就是神圣东西的主体，甚至一般来说，只是为着道德律并与此相一致，某物才能被称之为神圣的。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那里，自我实体是建构全部存在的最不可怀疑的基点。在人工智能依然高歌猛进之际，本文的回应未必具有即时的效果，但在众声喧哗中，反思科技的宰制，守护人自身的价值，至少可以让人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将走向何方。(34)阿列克西则着重强调了法理学的反思特性。人就像上帝那样，可以对人工智能进行完全的界定和把握。

法理学虽然和部门法一样都以法律为研究对象，但是与部门法存在显著区别，二者可以相辅相成。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原先的社会经济关系格局，个人逐渐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地位。

人工智能则完全不同，它在众多领域表现出色，甚至远超人类。部门法学者一般都试图在实在法体系的内部解决问题，着眼于实在法的技术性问题，具有某个部门法特有的思维定式。

(24)参见《学术前沿》编者：《无人驾驶的前沿趋势》，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期(下)，第20页。(47)因此，借助滑坡论证，从捍卫人的主体性角度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明确反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法律问题。

对人而言，主体性至关重要。这种内在判断的意识是人工智能无法具有的。当前基本的局面是：不仅人工智能的研究没有受到价值性约束，就连人工智能的应用也少有制约。换言之，他们考虑的是，赋予人工智能某种主体地位可以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至于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否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考虑的重点。

而人的独特超越性是建立在理性能力的基础上，一旦其他事物能够在此方面与人类相媲美，人的独特地位便受到挑战，至少是部分丧失。康德则更进一步，不仅通过分离现象和本体，以先天综合判断重构了人的理论理性，而且基于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立法，确立了人的目的价值。

而人脸识别是一种事实性存在，人无法与其对话，也无法改变其状况，唯有在某些行动中被其记录。因此，亟须法理学基于整体性反思和价值视角予以回应。

如此一来，人工智能和人便发生了法律人格混同。另一种是法律纯粹顺应技术的逻辑，即仅仅着眼于法律如何就事论事地应对技术，忽视法律对技术的实质性规范。

在人类人格尊严受到挑战之际，个体人格尊严无法独善其身。如果赋予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例如责任能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赋予其完整的人格？如果一开始赋予人工智能经济方面的人格，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赋予其政治上的人格？通过一系列追问，可以看出，即便赋予人工智能有限法律人格这种妥协性方案看似有吸引力，但其最终却极大地增加了得出令人反对的结果的可能性。⑧此处所言之人的主体性既包括人作为类的主体性，也包括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而人工智能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但并不是基于实践中形成的价值作出的，而是因为程序的设计。

一种是技术为王的逻辑，即仅仅强调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其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当骑手进入室内取餐或送餐的时候，由于室内的GPS信号较差，平台系统转而通过智能手机的无线网和蓝牙继续追踪骑手，并且根据作为传感器的智能手机传输的信息对骑手在室内的行为进行监测，掌握骑手在室内的一举一动。

不过，对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争议，最需要的是从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威胁角度予以考虑。法理学应采取的立场包括：注重人的道德主体性以彰显其独特性，明确反对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坚持对人工智能涉主体性应用的合法性审查。

对人而言，人工智能是双刃剑。如果某个物能够和自己一样，凭什么个体确信自己和同类有超越性地位，将自己严格区分于此物，并认为自身具有独特的尊严？如前文所言，个体对自己的判断建立在比较基础上，一旦在比较中丧失自己的优越性，那么他对自身地位的判断不可能不发生变化。